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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财政部隔空辩论: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发表于 2018-09-20 浏览:
文章导读:近日,中国央行与财政部之间的观点之争引发广泛热议。先是央行官员称中国的财政政策不积极,而后,财政系统官员则回应称央行官员有失偏颇,很不专业。 中国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

  近日,中国央行与财政部之间的观点之争引发广泛热议。先是央行官员称中国的财政政策不积极,而后,财政系统官员则回应称央行官员有失偏颇,“很不专业”。

  中国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部门各自从部门角度出发进行了一场罕见的公开辩论,业内人士分析,这背后其实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系统是否协调的问题。

  7月13日,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举办的“面对不确定性的财政政策”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发表了名为《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的演讲。在这场财政部直属单位为主场的活动上,徐忠作为央行司局级领导,直陈了他对中国财政政策的若干批评。

  他首先提出,此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金融部门为了去杠杆,所施行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的。但财政政策却不“积极”,赤字水平与去年相比有所下降。他称,“财政赤字并不是越少越好,更不是收入增长越多越好。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为2.6%,尽管比上年预算降低了0.4个百分点,但赤字规模与上年持平。与此同时,据财政部公布,2018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331亿元,同比增长10.6%。

  徐忠坦言,从长远来看,地方隐性债务问题、养老金缺口问题,都需要财政资金解决。寄希望提高财政收入来解决这些资金问题是涸泽而渔,最终必须通过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来解决。

  同时,徐忠还批评了财政信息透明度不高,企业和居民对减税缺少实实在的获得感等问题。他批评此前财政部此前对国有金融企业的历次注资“并没有真正掏钱”,“光派人”而未改善公司治理。

  在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他还督促财税改革应尽快落实,“历史经验表明,由于财税改革落实不到位,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管不住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行为。”他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不能将一些隐性债务划到政府债务之外,一推了之。

  7月16日,署名“青尺”的财政系统人士在《财新》刊文回应了徐忠的尖锐批评。

  青尺称,不能将赤字规模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简单等同起来,质疑财政虚假注资金融机构的说法也是“很不专业的”。“当年财政注资银行,就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重要体现,后来财政对于商业银行股改的支持也是毋庸置疑的。”他说。

  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青尺”表示,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绝不是只会产生幻觉和弱势的“傻白甜”。在地方政府债务野蛮生长时期,金融市场产生了大批“高收益、低风险”的产品,扭曲了市场定价,挤占了投向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

  “青尺”特别指出:即使一些地方政府有意压低纳入政府债务的存量债务,也更多出于政绩考核和风险指标的考虑,而不是有意赖账不还,等着违约。他认为,真正需要防范的是站在金融机构的立场上,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要求地方政府兜底,对不该担保或救助的隐性债务提供保护。

  7月18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如何作为》一文刊登在《经济参考报》上。该文并未直接回应徐忠对财政政策的批评,刘尚希谈及,创新积极财政政策应从总量为主的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他写道,“今天面临的问题很显然不再是总量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

  刘尚希还称,财政的事情不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施策、积极有效。与传统的扩张性政策不同,目前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优质供给。

  7月18日晚间,刘尚希在微博上针对徐忠的批评做出了逐条回应。他称,当前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再用解决总量问题的赤字政策思路是刻舟求剑,方向不对。

  刘尚希还称,地方债问题是国家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反映,也是地方治理结构存在缺失的集中表现。作为治理工具的预算,法律权威性不足,既难以约束国企,更不能约束政府。预算是治理工具,而财政部门则不是,它是不可能约束政府的。这导致了国企的高杠杠、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和地方债风险问题。他认为,财央都应纳入治理结构和法治框架之中。

  针对财政部是否“虚假注资”的问题,刘尚希表示,履行国有金融资本的出资人职责,不等于注资人职责,主要是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宏观布局,促进国家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金融机构现在都是混合所有制。有多个股东,也就是有多个出资人。国家对金融机构是增资,还是减资,要从金融稳定,防范公共风险以及宏观金融效率来考虑。

  减税的同时税收速度却有所增长,这是否意味着减税无效?刘尚希认为这是对减税的政策含义理解有误。他称,减税主要是针对税率的操作,而税基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当税率下降速度小于税基扩展速度时,就会出现减税的同时,税收也在增长。

  “但这并不表明减税是假的。以税收增长批评不是真减税,显然错了。”他说。

  此轮央行与财政部官员的公开大辩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权威学者都“站队”式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7月18日在活动上发表演讲表示,央行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采取降准政策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充裕,“已经尽力了”。

  吴晓求称,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了10.6%,税收收入增加了14.4%,北京赛车投注:而上半年GDP的增长是6.8%。“财政收入的增长从财政部门来看当然是好事,但这两个比例给我带来了忧虑,我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税收收入有所下降,让企业渡过难关,我认为可能会更好。”他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贾康则于7月19日在《新京报》刊文称,在中国长达二十年以经济刺激为主的调控之路上,财政与货币两大部门虽时有内部“摩擦”,但总体而言始终携手前行,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之大局。

  贾康认为央行有反思的必要。“今年以来,央行有所收紧货币的努力人所皆知,但随即看到市场趋于‘恐慌’、债市违约、股市下行,一些企业叫苦连天。这其中当然有‘潮水退去’后裸游者现出原形的必然一面,但可能也有央行去杠杆的节奏掌握欠佳、银、证、保三家齐步走所带来的同频共振效应,把防风险和中央实质性要求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画等号等因素对此难辞其咎,有反思调整的必要。

  他认为,财政政策虽然表面上看未在“防风险”、“去杠杆”的一线,实则在背后始终忙于清理地方债、整顿投融资平台、规范PPP。但现实的问题和压力是,央行也好,财政也好,上述这些努力往往被以各种方式化解,实际效果还难说乐观。

  贾康称,在这种情形下,简单地指望财政部门以通过提高赤字率、增发债务的方式来“积极”配合货币部门的“去杠杆”,而忽视了最关键的结构优化问题和如何强化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体的预算约束这个“治本”问题,不仅在实际效果上可能是进一步抬升杠杆、于防风险大局背道而驰,而且视角显然失于偏狭,建设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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